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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历史 2019-11-21 20:0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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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发掘经济增长的不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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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创新竞争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闫琪/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要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出要求,凸显出这一指标对于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意义。正确理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要求,有助于找准改革关键领域,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首先祝贺经济研究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活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的召开。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度量经济增长模式是由粗放的要素投入驱动的,还是由生产率提高驱动的。有经济学家比如普鲁斯科特等通过研究证明了国家兴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还有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则跨越了这个“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差异其实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有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得好与不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关键也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三个源泉。一是资本劳动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多用机器,通常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一个人能够支配什么机器,能否让机器最大化地发挥作用,不仅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相关,还和人的素质有关,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与人的技能提高的速度失调,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不是一个可以无条件提高的手段。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二是人力资本。提高人的素质很重要,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是古人的危言耸听。即使教育发展非常快,人的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是比较慢的。从绝对值来看,人力资本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它的贡献绝对水平较低。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它是由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带来的。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源泉,它不会带来报酬递减,不受时间、空间等影响,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就必然要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劳动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很大,人力资本的贡献绝对幅度小,但是也很显著。后来发生了变化,资本劳动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起的作用过大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成了负数,而恰恰以此为开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这是一个教训。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有多紧迫呢?我们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转移、劳动生产率等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逐渐弱化。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也好,实际增长率也好,都在下行趋势中,意味着以前促进增长的因素的贡献弱化了。一方面,潜在增长率长期呈下降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对于经济新常态,我们不仅要适应它,还要引领它。引领不是逆着新常态,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主要靠什么呢?最直接的是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它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提高速度将是每年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它的贡献是非常直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时,应该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付诸努力。

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发展中经济体推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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