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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历史 2019-05-23 04:3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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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结合 求真致用

内容摘要: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求真,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我都一以贯之。

内容摘要: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积累。只有将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现问题。

关键词:冯尔康;史料;中国社会;社会史研究;社会结构;史学;写作;生活;搜集;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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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访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

  【核心提示】古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依靠地下发掘;现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应走向农村和城市,把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结合起来。基层社会的变迁,广大群众怎样接受政府的政策,这类问题都可以在生动的口述史中找到答案。

  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在60年的习史、治史过程中,他恪守“论从史出”的治学信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耕耘不息,形成了以断代史为基础、以专门史为研讨方向的治学体系。为使读者了解冯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他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采访,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史学事业的真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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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6.com,  郑天挺先生引导我走上史学之路

  魏宏运,1925年2月10日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48年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锲斋文录》等,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简明教程》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从您的大学时代说起吧。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了郑天挺、雷海宗等一大批在中西方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在这种名家荟萃的学术环境下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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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尔康:我于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工作于斯。50年代,先师郑天挺(字毅生)、雷海宗(字伯伦)等教授执掌教鞭。我在读本科时聆听郑师的明清史基础课,选修史料学、明清史专题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改读明清史研究生,师从郑师,治学之道受郑师影响最大最深。记得在研究生第一堂课上,郑师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指出《明史》是史料价值高的“好书”,是学习研究明史的基本读物,因此要常读常新,要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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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师讲授史料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用第一手史料找史源,例如档案;二是要对史料做出考证,用他的话说叫作“史料批判”,要考察它的真实性,要了解作者的史观与为人。我接受老师的教导,牢固树立选择精读一部书、搜集与审慎运用第一手资料的意识。在治史方法论上,我接受的是从乾嘉考据学到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治史求真的理念,可以说是由此得到确立。

  在南开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魏宏运。魏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是国内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尤其是他开一时风气,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华北区域史和抗日战争史,率先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体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魏先生虽年近九旬,但仍笔耕不辍,时常为报纸和杂志撰稿。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魏先生的治学理念,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史、治史的求真理念,在您的治学实践中一定经历过一个愈走愈明确、愈走愈加坚定的过程吧?

  1、初涉史学殿堂

  冯尔康:的确如此。求真,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我都一以贯之。求真,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求、阅读原始著作,穷搜史料。我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常客,还常在书库读书,那里有张桌子,是管理员有时需要用的,我时不时就在那张没有配备椅子的桌子旁站着读书。我还多次从天津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次去若干天,以至一两个月,还曾住宿在位于沙滩的高教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因为那时科研经费很是紧缺,而不在意房间的阴暗潮湿。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对这句话的深切感受就是从师教中领悟出治史之路,上下左右求索,至今不敢停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历史学领域已辛勤耕耘六十余载,对历史学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魏宏运:我对历史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常给我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稍长,又教我读《左传》、《读通鉴论》、《古文观止》等。对历史的爱好始于中学时期,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读书时,老师多为北京大学毕业。创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的李敷仁,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让我销售报纸,给我看延安出版的书刊。著有《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的武伯伦讲授历史课。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攻读历史专业缘于偶然。1946年中学毕业,因为仰慕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我报考了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学习四书五经、《书目答问》、史学要籍介绍、中国断代史、西洋史、英语等,有了一点国学基础,外文也有较大进步。1948年,出于学费、生活费的考虑,我转学到国立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时,承蒙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先生和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的器重,让我留校任教,至今已6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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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在与学界前辈的交往中,有哪些体会?

  魏宏运:1951年留校后,我开始摸索并撰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研究兴趣逐渐浓厚起来。同时,吴廷璆先生吸收我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负责中国近代史的审稿工作。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讨论稿件的审阅情况,吴廷璆、杨生茂、郑天挺、雷海宗诸师均参加。诸位前辈的言行让我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学术动态,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对我的成长意义重大。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调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安排我为中文系和外文系讲授“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让我在实践中锻炼。1956年我又为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从此开始在近现代史领域求索。

  早在学生时期,吴廷璆先生就曾带领我们十几位同学到北京聆听范文澜先生的教诲。郑天挺先生来南开后,我担任历史系秘书(后称系助理)。他常带我到北京去,接触了众多学界领军人士,如郑振铎、沈从文、吴晗、单士元、尚钺、翦伯赞、周一良、邵循正、张芝联等。从中,我获益匪浅。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风,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治学心得?

  魏宏运: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积累。在教学中常会碰到问题,为了弄明白,我就去查阅大量资料,多读书,勤思考,丰富自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对我特别优待,星期天也打开书库,让我在书海中徜徉,探求知识。我还经常到旧书摊,淘了许多珍贵书刊。

  只有将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现问题。我受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启发,开始研究武汉革命政府。先到天津、北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后又在吴于廑、肖致治先生的帮助下,在湖北省委党校抄录《民国日报》。基于此,我陆续写了七八篇文章,并发表在《历史教学》上,有学者将其称为率先研究武汉政府之作。

  有人说研究历史很枯燥,但一旦进入研究状态,就会感到其乐无穷。我研究孙中山,是因为他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其丰功伟绩很感人。我研究周恩来,是因为五四运动时他在狱中撰写《检厅日录》,给狱友讲马列主义。我深受启发,陆续写了六七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周总理的侄子周尔鎏给我提供了其家系表和相关资料,对我帮助很大。历史学者的研究要客观公正,譬如研究抗日战场及其历史地位,不能只看到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要充分认识到是国共合力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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