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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历史 2019-05-09 04:3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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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的金石学著作: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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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承蒙张长寿先生指正,特此鸣谢!

    这部书共有七章,除去第一章“概述”和第七章“殷周金文族徽分类通览”,第二至六章共有二十四节,后面还附有“《近出》与《集成》互重、自重校勘”、“参考著录书目及简称”等,总字数粗计约在50 万字以上。别的学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就我比较熟悉的考古和古文字学来说,这样分量的博士论文恐怕是很少见的。因此,我读过之后形成的第一个印象即是:搜罗丰富,涵盖面广,资料齐全。从这个角度看,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也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同时还是一部学习、研究殷周金文族徽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

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发掘的“长子口”墓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这座墓葬丰厚的成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墓葬内反映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特别是对墓主的身份及国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后学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求教于诸位方家。 由于这座墓葬所具有的浓郁商文化因素,所处的西周初年特殊的历史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座殷遗民的墓葬。加上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反映出墓主身份相当高,应为一位方国首领。且墓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因此有较多学者将这座墓与“封微子于宋”相联系,怀疑甚至直接认为墓主是宋国开国国君微子启 。其中以王恩田先生的论述最为详细。他认为鹿邑墓的“长”是“微”字的误释,“长”与“微”的分别在于“长”字从手杖,而“微”字没有手杖,鹿邑墓的“长”字没有手杖,因此是“微”字 。但王文所依据的仅是简报 ,铭文资料并不完全,难免有不尽之处。通过查对《报告》,发现墓主出土铭文中的“长”字有带杖和不带杖的多种写法。如长子口附耳带盖铜鼎、长子口方圆卣和长子口铜罍上铭文中的“长”子下部都有竖划,代表杖形;而长子口联体甗、长子口簋形觥和长子口椭圆卣的铭文中的“长”字下方则没有代表杖的竖划。因此有杖与否并不是“长”和“微”的区别。“微”字和“长”字的区别究竟是什么?1976年在扶风庄白微氏家族铜器窖藏 内出土的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材料。这批铜器中,有“微”字的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伯诸器。史墙盘中称“……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同时又有“文武长剌”的语句。铭文中的微字写作“ ”,而长字写作“ ”。微伯诸器中“微”字也写作“ ”。“ ”字从“ ”从“攵”。“ ”字释作“髟”,是日后 、微中 的原形 。“长”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甲骨文合集》27641、28195)。比较两者字形可知, 字上部圆弧流畅,长字上部有明显的折角,并有横划贯穿。两者区别明显。因此,“长子”与“微子”无涉,“长子口”墓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对应。 此外花园庄M54的墓主为“亚长” 。“长”若真为“微”的误释的话,那么M54的墓主应可释作“亚微”。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则“微”国在祖庚、祖甲时期即已出现。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司马贞《索隐》云:“微,国号。爵为子。启,名也”。“微”乃是在殷商末年新出现的国族称号。两者相抵触,也说明“长子口”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联系。 要了解“长子口”墓的真正国属,还需要对有关“长”的铭文资料进行梳理,才能有所认识。与“长”相关的铭文主要有:⑴ “亚长”诸器⑵其又长子, 龟至,王受又?(《甲骨文合集》27641)⑶乙未……长……卜(《甲骨文合集》28195)⑷“长子癸”墨书石璋⑸“长子口”诸器⑹“长 ”诸器⑺“长子狗”鼎⑻臣谏簋⑼高卣(《殷周金文集成》5431) 以上铭文中,⑶的文辞残泐过甚,难以了解其文意,故不加讨论。 ⑴“亚长”诸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M54内 。墓内出土的鼎、甗、斝、觚、爵、编铙、钺、矛和卷头刀上发现有“亚长”、“长”等铭文,写法和“长子口”墓内的“长”的写法基本一致。“亚×”是商代晚期常见的铭文形式。亚为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凡担任这一职官的诸侯,往往在其国名或私名前加“亚”字或框以亚形 。出有“亚”铭的墓葬主要有妇好墓 、郭家庄M160 、殷墟西区M1713 和刘家庄北M1046 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亚”铭的构成形式主要是“亚+单个国名”。如妇好墓中的“亚弜”、“亚其”、“亚启”,郭家庄M160内的“亚址”、刘家庄北M1046内的“亚 ”和西区M1713内的“亚鱼”。由于当时人名实际是氏名,国名与人名一致 ,“弜”、“其”、“启”、“鱼”、“长”“址”和“ ”应为国名。 除了这一形式外,在郭家庄M160内和刘家庄北M1046中的“亚”铭还有一种新的组成形式,“亚”和“国名”中间有其他名号,如“亚 址”、“亚 ”。“ ”、“ ”一般认为是族名或支族名,与其他族名一并构成复合族氏名。因此“亚”后所跟的名词一般为国名或族名。“长”应为当时某一部族或方国的名号。 此墓中还有单独的“长”铭。如墓内出土的觚和爵上都仅有一个“长”铭。这一现象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出现。妇好墓中的的一对大圆斝上,一件铭文作“亚其”,另一件仅作“其” 。两件的形制、纹饰等相同,应是一对。因此“其”是“亚其”的省称。因此单独的“长”铭也应是这种情况,表示国名或族名。 ⑵该卜辞大致内容是为保佑长子而进行祭祀,“长子”的具体所指不详。 ⑷刘家庄北M1046内墓主头部的铜簋内外出土了18件墨书石璋 。这批墨书的句式均为“ 于某某”,表示持璋祭祀某某 。所涉及的祭祀对象除了“祖”、“君”等外,还有一批与“子”相关,包括“大子丁”、“长子癸”、“中子癸”、 “死子癸”等。从这些整齐划一的句式不难判断出这些“大”、“长”、“中”及“死”表示的不会是国名,而是表示同一家族中是同一行辈中几位兄弟的排行,“长子”表示是“首子” 。 ⑸自从“长子口”墓发现以后,各家对“长子口”墓的国属提出各自的观点,除了将其与“微子启”对应外,或认为是长氏方国的封君,是商的高级贵族,在周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或认为“长子”旧地在山西,后随微子封宋迁于此 ;亦有观点将“长子”与“中子”、“北子”等相联系,解释为首子 。 ⑹“长 ”诸器1953年出土于长安普渡村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 。墓中出土的2件簋,以及盘和盉各1件的器主都是“长 ”,一般认为他就是墓主。通过金文人名的一般构成形式推断,“长”应为器主的国族名,“ ”是器主的私名。 ⑺“长子狗”鼎出土于黄陂鲁台山M30 。这是一座单墓道的甲字形墓,时代在昭王时期 。墓葬内出土的铜器铭文可分为2祖。一组包括“长子狗”圆鼎和一件器主不明的铜卣,两者的受器者均为父乙,故列为一组;另一组为铭“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的4件圆鼎和2件铜簋 ,是公大史为女儿制作的媵器。因墓主的性别不明,对墓主究竟是长子狗,还是姬 难以做出判断。但作为出嫁之女,应从夫而葬。因此整个黄陂鲁台山墓地应为“长子狗”所在部族的墓地,属于“长”国或“长子”国 。 ⑻臣谏簋,1978年出自于河北元氏西张村,时代在康王时期 。臣谏簋铭文记载了井侯搏戎的史事。铭中提到臣谏有一名引的母弟。墓中还同出有叔 父卣等,记载了叔 父对弟弟攸的一番教诲。叔 父和臣谏为同一人的字和名 ,攸和引也是一字一名,是同一人 。墓中还出有一件攸鼎,应为同一人之器。根据叔 父卣铭文可知,臣谏年老时,攸尚且年轻。因此此墓较有可能是攸之墓。 臣谏簋铭的后半部分有一段与“长子”有关,作“臣谏□亡,母弟引庸有长子□,余灷皇辟侯,令肆服”。由于文中有两处脱文,对文意,乃至“长子”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长子”联读,认为表示臣谏的母弟引的大儿子,“子”后的缺字为他的名字;推测臣谏下所缺字为“子”字;“庸”字训作“乃”,为虚字。于是他们将这段铭文释作臣谏的子嗣已死,于是选择胞弟引的大儿子,即他的长侄继承他的官职 。 但也有学者将长与子分读,将铭文隶定作“臣谏□亡,母弟引庸又长,子□余,……”。将“庸”解作平庸,“长”字解作“乖张”的“张”字,是臣谏称母弟引的谦词,说母弟引平庸且乖张,不谙世事。后面的子指的是引 。较之两种说法,后者较好地解决了“庸”字的释义,且举出多件类似铭文加以佐证,较为可信。因此,此处的“长”与国族名无关。 ⑼高卣盖最早著录于宋代的《博古图》,仅有摹本传世 。铭末有“ 长疑其子子孙孙宝用”之语。“ 长疑”似有不通之处。殷周金文中常见有“亚 疑”(如《殷周金文集成》1745、2035、3505、3513、5888等)和“亚 侯疑”(如《殷周金文集成》2702、3504、3513、5377、9439等)。“ 长疑”仅见此一例。这些铭文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联系。《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将高卣铭文隶定作“ 侯疑” ,或可信从。有学者认为在亚 疑族氏名中增加一个“长”,表明此族又得到一块名叫长的封地 。这种在族名中间加以地名来表示新获封地的用法未见于其他材料,似有牵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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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6.com,追记: 此文写毕后,又读到刘晓梅所作:《“长”字新释》(《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文中,作者认为“长”字的最初形体像一个手柱拐杖的长发飘飘的老者之形,因此“长”字的本义乃“长者之长”、“长幼之长”。正与本文将“长”作为“首子”之意相合。后又读到林沄先生之《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一文(见于《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林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微子“世为长侯”中的“长”应读作居长之长,表明宋国地位之高隆。这一论述令我茅塞顿开,特追记之。

    我的第七个印象是:整合甲骨文、金文及文献资料对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族、姓、氏的源起、含义、关系及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辨析,提出了族徽一词应包含“方国、族、姓、氏、私名”多方面内容的见解,并用第六章十节的篇幅以“令支”、“戈”、“”、“朿”、“亞[朿]”、“告”、“箙(葡)”、“竝”、“息”、“虎”十个族徽为例作了深入探讨。

注释:

    我的第四个印象是:通过对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的一系列论证,得出七项结论:其一,殷周时期同墓异属族徽铭文是由于“赗赠”助葬制度造成的,参加“赗赠”助葬的人是墓主的“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与墓主人不是同一族属,所以表现在殷周金文族徽铭文上就是不同族属的族徽铭文出土于同一墓葬中。其二,在殷周墓葬中出土的族徽不能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标准。其三,同墓出土非墓主族属的殷周族徽铭文不能提供判断墓主国族与“赗赠”者国族的地望远近、方位的衡量标准。其四,在研究同墓出土的主属族徽铭文与他墓出土的同类型族徽铭文时应充分考虑两墓葬的时代或朝代更迭因素。其五,同墓出土的族徽不能依据出土族徽(铭文)的数量来判断墓葬主人。其六,同墓出土的族徽只有在证明此墓墓地为该族的族墓地的时候,才能将墓中所出土的族徽铭文作为该方国族氏地望的判断依据。最后,可以根据同一墓葬出土多种族徽铭文来判断墓主。这应该是我们对族徽研究的进一步认识,对考古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带杖 M1:194 M1:13 M1:124
不带杖 M1:42 M1:129 M1:92

    以上这些问题,有一些我曾有所接触,但自己并无定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来,是想请作者和有兴趣的朋友们注意,对于族徽和与族徽有关的问题,还有不小的讨论空间,还有不少工作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不可满足,还需乘胜前进,继续努力。

长子口墓出土陶豆 安邱堌堆遗址出土陶豆
M1:19 T13③:33

来源: 古籍新书报    作者: 李伯谦

表一:“长子口”墓内“长”字对照表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殷周金文族徽的判别原则与整理方法”。阅读第二章即可知道,作者是在总结和吸收黄盛璋、张懋镕、刘雨、林沄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族徽的判别原则,集中在第二章第一节,对简单形式族徽提出了六条标准,对特殊类型族徽提出了四条标准;关于族徽的整理方法,集中在第二节,提出了九个步骤:一是严格甄别族徽与其他类型铭文,二是殷周金文族徽与陶器刻画符号相互印证、系联,三是将族徽与商周甲骨文、秦汉简帛书、玺印相互印证、系联,四是同一类族徽铭文应综合判定时代并尽可能恢复其原有礼制顺序,五是利用族徽铭文字形之间的比较推求族徽的异体字形,六是运用考古学知识根据出土地点并结合文献记载整理族徽铭文,七是对同一墓葬出土的多种族徽应分清墓主铜器族徽与赙赠铜器族徽之区别,八是利用姓氏史料加以佐证,九是利用族徽字体早晩变化特征辨别、系联其他族徽。这类探索、研究会更好地促进殷周金文族徽的深入研究。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相关资料均出自该报告,恕不一一注出。 2、A.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B.张长寿:《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C.松丸道雄:《文献与考古学的邂逅》,《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 3、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 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9、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4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曹定云:《亚弜”、“亚启”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21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86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36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孙亚冰:《释“ ”、“ ”》,待刊。 18、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第209-2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0、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21、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3、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5、墓中有3件方鼎,铭文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且这3件鼎的纹饰均为“乳钉纹+共首双龙纹”(参见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图二:12,《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墓中的另1件较小的方鼎,与前3件方鼎形制、纹饰相同,惟铭文作“□作宝尊彝”。笔者推测这四件鼎为一套,后者的铭文应为前三者铭文的省略形式。此外,该墓中的1件铜簋(M30:7,仅残存圈足和珥),其圈足上饰有夔纹,与另1件铜簋圈足上的纹饰一样,它们也应属于一套。M30:8的铭文为“□大□作姬 宝尊彝”,M30:7的铭文残缺,如果二者确为一套,那么M30:7的铭文亦应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这一套同铭铜器应包括4鼎2簋。 26、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黄氏根据卜辞中有长子贡龟的记载,推断长子是南方方国。这一推断是以商代占卜用龟仅来自南方为前提的,但事实上,商人占卜用龟,除了来自南方以外,西方、北方、东方等均有输入。故此论不足信。对商代贡龟的来源,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30-2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7、刘启益:《西周纪年》,第1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29、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31、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刘昭瑞:《宋代著录青铜器铭文笺证》,第1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于《殷周金文集成》5431号。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17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5、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肇清:《长国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7、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38、郑杰祥:《殷代地理概论》,第303-30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转引自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1、杨锡璋、杨宝成:《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第763-7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44、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4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47、在墓内随葬的22件铜鼎中,有三组铜鼎:5件扁足圆鼎、5件分裆圆鼎和5件带盖方鼎。它们的大小、纹饰、铭文基本一致。与铜器放置在一起的8件仿铜陶簋又可分为两组:4件双耳云雷纹簋和4件云雷纹簋。这两组陶簋恰好与三组铜鼎中的两组构成5鼎4簋的组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报告》,《考古》1998年第12期。 52、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4、相当于殷墟四期时期 55、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我的第六个印象是:提出“盟姻族徽”的概念。部分“盟姻族徽”就是之前所称的“复合族徽”。作者在第三章中认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造成国族与国族之间所铸具有族徽礼器并祀的主要原因。如安阳殷墟郭家庄M 160 墓出土“亞止中”器应为“中”族女子嫁到“亞址”族所作的媵器,这种“复合氏名”就是“盟姻族徽”的一种形式。在第四章中,通过对“亞[某族徽]+某族徽(亞[某族徽])”和“某族徽+某族徽”等族徽内涵的分析与研究,发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对独立的族徽进行缀联、复合而成的这种特殊族徽,也是由于“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原因形成的一种结盟、联姻等社会关系的族属同祭同祀的结果。王长丰博士对“盟姻族徽”概念的提出,及其性质与内涵的深入研究,是对殷周金文族徽及其家族形态变迁研究的巨大进步。

表二:长子口墓和晚商文化安邱类型陶豆对比表7276.com 3图一:墙盘铭文中的“长”和“微”字7276.com 4图二:甲骨文中所见“徵”字(《甲骨文合集》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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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铭文资料可知,“长”或“长子”主要有三种释义:表示“长子”国族 ;或表示“长”国族 ,“子”表示墓主的身份;或为“首子”之意 。 “长子”文献有载。《史记?周本纪》中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可见“长子”是殷的旧臣辛甲投周以后所封。《集解》又云:“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其地望在今之山西长子县。“长子”在晋南,与“长子口”地望不合。西周早期“长子”随微子东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证据加以佐证,难以采信。 “长子口”墓内的铭文资料,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如1件扁足圆鼎铭“子口□……”,1件盉铭“子口”,方鼎和四耳簋各2件均只铭“子”。“长”和“子”分开使用,表明两者并非是标明国名的一个整体。可见,“长子口”墓与长子国无涉。 “长”作国族名时,有两种组成方式,一为“长”字单独使用;另一种是和“子”组合使用: 花园庄M54中的“亚长”和“长 ”墓中的“长 ”属于第一种。此处的“长”表示的应为国族名。商代甲骨文中未见有“长”国。曾有学者举出所谓的“长伯” ,如《甲骨文合集》7075、7982、7983等。然检视原片,发现这几条卜辞中的所谓“长”字均写作“ ”,为背部有齿状装饰的刀子的象形,应释作“徵” ,非“长”字。限于材料的缺乏,对“长”的地望等无法深入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长 ”墓 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商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一些葬俗上。首先,墓底有腰坑,并在其中殉狗,且殉狗的头向北,与墓主的头向相反;此外在墓主脚端有2名殉人。腰坑以及殉人是商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现象,在西周时期呈现出逐渐消亡的趋势。此外,墓内的除了鼎簋的食器组合外,还有着2套觚爵随葬。商代,觚爵是墓葬内随葬品的核心 。进入西周以后,随葬品组合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酒器的地位显著下降。同时酒器组合也发生着改变,爵、觯组合开始代替爵、觚组合,特别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时期以后,觚爵组合大部消失,而为爵觯组合所取代 。“长 ”墓的年代不早于穆王时期。墓主还顽固地保留有原有的文化传统,正表明了墓主的殷遗民的身份。“亚长”可能是“长 ”的先辈。但花园庄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 ,远远早于“长 ”墓的时代,且缺少中间资料的联系,无从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长”与“子”组合使用包括卜辞中的“长子”、“长子口”、“长子狗”和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其中除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外,其余的“长子”也可以释作国族名。“长”若作国族名解,“子”应表示的是墓主的身份。殷商时期“子”的意义有四种:①王之子;②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③商同姓的子姓;④爵称的子爵 。“子”在此处应取后一种意义,即表示长国为“子”爵。 结合前文提到的单独使用的“长”,就可以勾勒出长国活动的大致区域:最晚在祖庚、祖甲时期,“长”国就已经存在了,其地望无考;西周初年,长国位于豫东地区;昭王时期,在江汉流域也有一个长国;同时另有一支支系分布在宗周地区。 但上述只是推测,笔者不同意将“长子”、“长子口”、“长子狗”之“长”看作国族名,下面将一一驳证: 在西周早期,在豫东和江汉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爵称相同的长国。按照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人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即天子将土地封给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国设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其中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为下一级的诸侯。“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墓室结构为“亚”字形;而“长子狗”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且随葬品也远远少于前者。“长子口”的地位要高于“长子狗”,应为大宗,“长子狗”为小宗。大小宗均称子爵,与宗法制度不合。况且将“长子”释作子爵“长”国的说法无法将“长子癸”墨书纳入。可见此种说法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若将“长子”释作“首子”,则避开了对“长子”的具体国属的纷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穆叔云:“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则择立长……’”。长所指是应庶子中年龄最大的长子。和他相对的是大子及母弟。大子见于墨书石璋 ,乃太子,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母弟指的是与嫡长子同父同母的弟弟。 前文已提到“长子口”墓内的铭文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这说明“长”在整篇文辞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名或族名是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在铭文中是不会轻易略去的。而“长”表示排行时,其后的“子”应指王或高级贵族之子。此时,最能表示其身份的是“子”,而非“长”,因此可以略去。 “长子口”有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自不待言。黄陂鲁台山墓地也表现出相当的商文化因素,大部为殷周形式融合,是经改造了的商文化的变体。周的文化因素并不多见 。如墓地内的铜器组合是以鼎、爵、觯为核心的,腰坑的存在,墓底铺朱砂等。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处殷遗民的墓地。其他两件“长子”铭,均发现于殷墟。综观“长子”的使用,均有商人或殷遗民的背景。因此,有理由相信“长子”是商人使用的一种称呼。 “长子口”是谁人之子?“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亚字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随葬品组合为3组8套觚爵的酒器组合、五鼎四簋的食器组合 ,此外有大量的方形器随葬。这表明其地位应低于随葬40套觚爵的妇好墓 ,与随葬10套觚爵的郭家庄M160 和随葬9套觚爵的花园庄M54 相当,为王室、高级贵族或诸侯的子胄。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云:“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索隐》引《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妃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微子当也可称为“长子”。微子启所建立的宋国在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然发现,位于商丘县城的老南关附近,时代或可早至商末周初 。商周时期诸侯的墓葬一般都距都城不远。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即在王都附近。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在北京房山的董家林村附近,燕侯墓地在东南不远的黄土坡村附近 。“长子口”墓地距商丘直线距离在60公里左右。微子为何不顾路途迢迢葬于此地?如果此处是宋始封地,商丘的宋都为后世的迁都,似说得通。但宋都是否迁徙过,文献无徵,笔者也不敢妄论。 豫东地区在商代晚期属晚商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有特征的器物为 “榫口式”鬲、宽边鬲和宽边甗等 。但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罐、簋、豆、大口尊等盛器,没有商周时期最具文化特征的器物——陶鬲。“长子口”墓内随葬陶器中,大部分器物,如罐、簋、壶等,都和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似。也有部分陶器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墓内出土的大口尊,呈筒状直腹,器体瘦高,喇叭形口。但由于缺少相关的对比资料,难以推断其来源。墓内的一些随葬品也透露出些许其文化属性的线索。墓内出土的陶豆为敛口,浅盘,高柄,通体磨光。1984年在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中出土的1件第六期 的陶豆敛口尖唇,弧腹,磨光 ,与“长子口”墓内出土的陶豆形制较为接近。曾有学者提出“长子口”墓所出遗物均有较浓厚的安邱类型晚商文化特征 ,不知依据为何?在可供比较的器物太少的情况下,仅凭少量器物推断出“长子口”墓的文化属性以及族属是勉为其难的。 学者还从此墓的规格、等级、随葬品等,以及年代等推断,认为只有微子所封的宋国才能与之相应。但大量考古发现是难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在内的一批商周时期墓葬 。墓地中出土的铭文多有“史”字 ,当为国名或族名。“史”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均难觅其踪。同样,对“长子口”,我们也不应苛求它一定要与文献中所载的那一位历史人物相对应。西周初年,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存在于豫东地区就已经反映出很多历史问题了。 总之,“长子口”中的“长子”并非是国名或族名,而是表示墓主首子的称谓。对于“长子口”墓的具体文化归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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